没有处女膜，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

“处女嫖娼”、“处女卖淫”如今已不是新闻了。幸而有这层“膜”，一些被冤枉的少女洗清了自己，但如果没有处女膜，又该拿什么来证明清白？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朱姓女青年就面临着这种举证不能的处境。在彷徨犹豫了四个多年头之后，被公安机关认定为“卖淫”的她终于将当地公安机关告上了法庭。遂昌县人民法院将于 2月19日公开审理此案。

朱某是遂昌县湖山乡人。其诉称，18岁那年她在江苏省吴江市打工时，结识了当地一沈姓小企业主，两人随后恋爱并同居。1998年，她回到家乡，在县城叶坦路租房居住。当年12月26日，沈某带着朋友及朋友的女友相约到东北游览后，回到遂昌。12月27日晚8时左右，4人看过电视后正准备就寝，突然，闯进4 个自称警察的人（事后知道是遂昌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），未出示任何有效证件，即进行搜查，并将4人带上手铐带到遂昌县公安局。

朱某回忆，当时4人被分别隔离一对一讯问做笔录，其中一名工作人员逼迫朱某承认卖淫，“你和几个外地男女同居不是卖淫嫖娼是什么”，见朱不承认，那人转而问朱有多少钱，朱某如实回答除身上被搜去的900元外，住处抽屉里还有一张准备买商品房和结婚用的6万元存折。

朱说，在几番严词讯问无结果后，讯问的人员不再问话，自顾自地写了笔录，叫自己签字。朱某见笔录上很多话都不是自己说的，就拒不签字，“那人就拍着桌子威胁说：‘不签字就不许出去’”。“我以为签了字就能出去，所以就违心签了名字。”朱的朋友等人也在调查讯问笔录上签了字。

朱某说，民警们随后搜走了她身上的900元现金和手机、BP机等钱物。第二天，朱等人被要求最少交纳罚款1万元，“否则将你们关到看守所，判刑或劳教”。 12月29日，沈的一个朋友赶来交纳了4万元的罚金。

朱某称，当天上午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又开车将她带到她老家并从银行里取出了6万元人民币，下午还把她住处内价值8350元的手机、影碟机、功放机等扣押，并以卖淫嫖娼的非法所得为由将自己积蓄的6万元人民币及上述物品全部没收。

之后，他们才被一一释放。但此时，四人已在留置室被关了两天。

而令人奇怪的是，以卖淫嫖娼为名被处罚了10万余元现金和实物后，朱某等人手里竟然没有一份公安局的书面处罚决定，也不见公安局出具任何正式的罚没款票据。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，朱多次向被告的上级申诉并提起行政复议。直至2001年1月16日，被告才作出了一份“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”及“行政没收决定书”，但至今没有开具处罚没收现金和财产处罚的财政统一票据。

无奈之下，朱、沈二人于今年1月向遂昌法院提起诉讼，状告遂昌县公安局。要求法院撤销被告遂昌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没收决定；判令被告返还被没收的人民币6.34万元及价值8350的财产以及4万多元的罚款，赔偿二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两天的赔偿金173.20元；同时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，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

朱某的代理律师，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平说，被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仅以原告是男女同处一室为由即认定原告是卖淫嫖娼，并据此对原告进行处罚，将原告的10万余元财产没收后竟然不出具任何正式的收款收据，甚至连“处罚决定书”和“没收决定书”也是两年后作出的。这种行为显属违法。

对于当时的公安人员讯问笔录，刘平认为，当事人是在诱供下承认的，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。而且从笔录上来看，公安机关在当时情况下认定卖淫嫖娼证据不足，即或是有证据，按照有关规定罚款额最高不超过5000元。另外，原告被处罚的6万元罚款，不是现场查获，而是从家里存款中提取，如何认定这是赃款赃物？

被告遂昌公安局在收到诉状后，做出了答辩。被告未就原告指称的内容进行答辩，认为此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，且已不能再次起诉。

有司法界人士指出，以往，公安部门在现场无证据、无证人指证的情况下，判断一起案件中当事双方是否卖淫嫖娼行为时，一般都较难处理。除非是当事人提请公安部门对其进行处女膜司法鉴定，以此结果作为判案依据。而朱某则深感悲戚：“不是处女，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？”